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五大精神，加强对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情况、新问题、新思路的研究和探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上新台阶，中共广州市委与本报于4月9日在京召开精神文明建设哲学研究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就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现将与会同志的发言摘要刊登于此，以飨读者。·编者·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力度。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使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明显成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特别是十五大又对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新的部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对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和探索，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上新台阶，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精神文明既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既要关注国内、国际现实，又要体现时代精神，唯此它才有生命力。
杨春贵（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无论是精神文明建设实践，还是其理论研究，都应当有很强的时代性。只有赋予它时代精神，才会具有生命力。精神文明建设要解放思想，要有创造性，说到底就是要使之具有时代精神。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要好好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发展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研究经济建设如何要求和规定着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如何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就经济而言，我们这个时代至少有三点要高度重视，即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全球经济。研究精神文明，不能离开这三点。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一个鲜明的时代特点，离开市场经济讲精神文明建设，是没有生命力的。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这和邓小平同志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与知识经济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知识经济是从社会形态角度作出的概括，邓小平同志是从科技在发展生产力的作用方面论述的。讲精神文明不能离开科学精神，科技的发展为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和课题。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不仅经济如此，文化也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如何对待西方物质文明，这方面不存在问题；如何借鉴西方精神文明的积极成果，批判地吸收，存在不同认识。总之，精神文明建设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知识经济条件、全球经济条件，也就是要解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问题。
龚育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教授）：文化与精神文明，大体上是一个意思。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应当把科学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作用摆到应有的高度。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中心口号。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讲“新文化”，把它界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科学也摆在很重要的地位。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重申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加上邓小平同志讲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科学也作为我们文化的一个规定性。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就其对生产力、物质生产的作用而言的。从精神方面来讲，我认为，还应该说“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科学思想不限于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包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成果。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内的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科学的对立面是愚昧、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现在，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见泛滥，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五四”运动时期，针对封建、愚昧、迷信等，陈独秀讲得慷慨激昂。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同志讲“三大害”，即“不识字、不卫生、迷信”，胡乔木同志写了“反迷信提纲”。建国初期，反对迷信、反对会道门，很有成效，这些现象也未完全绝迹。研究精神文明，研究哲学，要面向实际，要研究这种社会现象产生、蔓延的原因以及与之斗争的方针、方法。
赵凤歧（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的每一阶段，精神文明都是以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的，都是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从古代精神文明到近代精神文明的过渡是这样，从近代精神文明到现代精神文明的过渡也是这样。如果就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言，那么生产力则是它的内容，而人们的社会结合方式则是社会发展的形式。的确，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巨大。因此，在新世纪中科技的竞争将是十分激烈的，整个社会生活都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精神文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要的不是背诵其中的原理和词句，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按照辩证法办事。
罗国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用辩证法对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在当前是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出现的失误，固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但无一不是同我们在认识上的片面性，即认识上的形而上学有关的。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在认识上，对这些问题给以科学的、辩证的分析，找出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就一定能够少走弯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们所遇到的新问题很多，如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的关系、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依法治国和道德教育的关系、按劳分配和无私奉献的关系等等，都是在新时期我们所面临的新问题。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的关系，是精神文明建设经常遇到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使精神文明建设上新台阶的重要保证。就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的关系来说，这样或那样的形而上学的认识，是导致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前，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片面性，造成不能很好发挥个人的积极性的严重情况，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只有明确地肯定个人利益的积极作用，才能有效地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去强调集体利益，这种所谓的集体利益，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本身，就包含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的长远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民群众正当个人利益满足和个人能动性的发挥，要想实现集体利益，也是决不可能的。但是，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同时，又必须对个人利益进行科学的分析，分清正当的个人利益和不正当的个人利益。只有遵纪守法、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所获得的个人利益，才是正当的个人利益，而一切通过坑蒙拐骗和伪劣假冒而攫取的利益，则是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此外，更要强调的是，一切个人利益的获得，都不能妨害集体的利益，都要以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根本的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他又说：“我们提倡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要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的全面而辩证的解释，为我们学习用辩证法来分析我们所遇到的新问题，做出了一个极好的范例。如果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进行辩证的分析，我们就会犯各种不同的错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向熙扬（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要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精神文明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发展规律。掌握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既是理论研究的需要，又是实践的需要。当前，有这样一些规律值得研究：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精神文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精神文明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规律、批判继承文明成果的规律，等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不等于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律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如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社会实践的转化规律，精神文明建设的中介系统与载体交互作用的规律等等。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必须坚持的重大方针。
邢贲思（求是杂志总编辑、教授）：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可以从多方面研究、探讨。首先要解决一系列关系问题，比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道德建设与科学文化建设的关系，思想道德建设中共同理想、精神支柱与其他方面建设的关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关系。广义的文明，既包含物质文明，又包含精神文明。胡乔木同志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不能等同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物质与精神有个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不能说物质文明是第一性的，精神文明是第二性的，是物质文明的派生物。在人类历史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不都是同步发展的。从文化层面上讲，不能讲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就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文明。如古希腊文明，当时古希腊物质文明并不发达，生产力水平并不很高，但是却造就了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精神文明并不总是与物质文明亦步亦趋的。精神文明固然离不开物质文明，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但不能因为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物质条件还比较差，就降低对精神文明的要求，这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精神文明在一定的意义上、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超越物质文明。我们常说的“思想先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超越。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在为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提倡共产主义道德。
赵凤歧：今天我们强调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就是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地位。到目前为止，精神文明建设尚未到达它应该到达的水平。它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应该发挥的优越性尚未发挥出来；它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同物质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相比仍显逊色。所以，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的这个“位”，不是要求“越位”，而是要求“到位”，即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而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是不能模糊的。这有助于精神文明建设中一系列紧迫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进一步开创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到位”而非“越位”，提示人们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物质文明建设为基础的，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牢牢把握，毫不动摇。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才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向熙扬：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在具体的历史层面对文明作出的概括。不能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等同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文明的两种表现形式，二者互为动力：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动力，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当前，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关键在于充分发挥精神文明的作用。在理论上加强对精神文明作用的认识，有助于加强实践的自觉性，克服盲目性。
李景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研究员）：目前，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帮助人们逐步树立起社会主义的义利观，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课题。从治国方略上说，义利问题其实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要把研究引向深入，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把握义与利关系变化的规律和趋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根本历史特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引起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体制转换必然带来社会生活调节方式的变化。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由传统社会向法制社会过渡，意味着以伦理为主调节社会生活向依法治国方向转变，预示着以法治和伦理相结合的方式来调节社会运行和规范个人行为。这一转变揭示了制度文明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其次，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正在引起社会伦理关系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生活中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体制发生重要变化，分配模式由配给型转为报酬型，使竞争因素进入了社会伦理关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形成人们普遍接受的伦理准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再次，社会生活的变化已经引起个体道德观念的变化。个体行为趋向自主，个人对传统的道德品性的评价呈现多元化趋势。对生活价值的追求出现功利化倾向，金钱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些人往往为了利益而放弃道德，个别人为了牟利丧失了作人的基本准则。上述变化表明，必须从实际出发，全面、科学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义利观。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研究，为之上新台阶提供理论支持，关键是要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哲学研究的水平。
邢贲思：要提高精神文明建设哲学研究的水平，就要从哲学理论方面研究探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哲学理论高度加以概括和总结。
杨春贵：精神文明建设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方面，应当说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里具有独创性。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也有一些教训，还存在许多问题。对20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进行理论总结，是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宋惠昌（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部主任、教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主张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自党的十二大以来，在党的文献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的论述。这对于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在一个时期里，我们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还不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相当多的论著停留在原有水平上，重复已有的理论观点，或者进行一般号召性的宣传。显然，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必须克服这种种相对落后的理论研究状态。
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主任、教授）：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植根于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之中。理论研究要彻底抛弃从本本到本本的注经解经式的教条主义学风，要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要善于总结新鲜经验，并作出理论上新的概括，为我们今后更好地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李德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理论工作也要讲务实。马克思曾强调说，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这项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理论工作。理论工作的务实有不同的层次。比如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说与做相比，前者为“虚”，后者为“实”。然而“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种务虚恰恰是务实的一部分，是务实于创业未成之际，是结“果”之前必绽之“花”。理论工作务实的第一要义，就是一定要与创业实践挂勾，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同物质文明建设联系起来。这是理论工作务实的第一层。理论工作务实的第二个也是更深层的含义，则是理论工作要务自身之“实”，在精神、理论、思想、言论中，也有自己的虚和实，即“真实与虚假”、“充实与空洞”等区别。所谓“实”，说到底就是实践中存在的真正思想理论问题，而不是“唯书、唯上”式的字眼儿里的问题。务实不务实，并不在于所面对的是物质还是精神，而在于是否真正提出和解决问题。如果不能真正提出和解决问题，只是在概念和套话里打圈子，那末即使是摆弄实物也不能算是务实。特别是就哲学研究和精神文明建设而言，这个问题尤其重要。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与主体的塑造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是一种辩证的发展过程。
宋惠昌：把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体，并从整体上把握这个主体，着眼于主体综合素质的提高，这是很有价值的思想。
陈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个人也是精神文明的主体，搞好我们个人或自我的思想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我思想道德建设从哪里做起？我认为首先应该是认识道德自我，改造和发展道德自我。怎样才能真正的认识道德自我？最重要的是要用历史唯物论作指导，用它来解剖自我、发展自我。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这是我们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这就是说，研究人，首先要抓住“在其现实性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基本观点。中国古代思想家曾经模糊地猜测到了这个道理，提出过要“知人论世”。但是这个“世”，或者说社会的核心和关键是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给予了科学解释，这就是社会经济关系，例如人的道德，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因此，在今天我们要认识道德自我，一定要认识现实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社会经济关系，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和结论，才能找出改造和发展自我的可靠现实基础。当前我们所处的现实的社会是什么，它的经济关系又是什么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各种非公有经济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我们的社会道德，归根到底就是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我们的自我，尤其是道德自我，就要从这里认识和分析起。这就是说，在社会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各种有益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道德，以及各种私有制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道德都会反映在每个自我之中。自我不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不是静止不变和凝固僵化的东西，它处在善和恶、美和丑、真和假、新和旧、是和非、高尚和庸俗等的斗争中，彼消此长，此伏彼起，反复曲折，不断地发展变化着。其间，不但有量变，而且有质变。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去认识分析自我，正确地估量在道德自我里的复杂的矛盾斗争的形势，就可以永远保持自我的清醒和自觉，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拥护者、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品质。只有像马克思、鲁迅那样经常严格地解剖自己，像周恩来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当好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
许全兴：法律、法规和各种制度，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不可缺少的硬的手段。好的法律使社会向善、使人向善。利用道德力量建设精神文明是必须的，但仅仅于此又是十分不够的，精神文明建设依靠法制才会硬起来。精神文明建设应兼用道德的软约束和法制的硬约束来塑造其主体。
广州市委近期推出的《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对于用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导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广州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上也做出了新的探索，《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就是这一成就的产物。
黄楠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据我所知，《精神文明建设哲学论丛》，是党中央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以来，从哲学的高度，系统阐发和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问题，规模最大、论述最详尽的系列著作。七本书大致构成了一个思想体系：第一，《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论》探讨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和条件；第二，《精神文明建设系统论》和《精神文明建设过程论》从整体上探讨了精神文明建设本身，前者偏重于静态，后者偏重于动态；第三，《精神文明建设方法论》、《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论》、《精神文明建设价值论》和《精神文明建设机制论》分别就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重要方面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杨春贵：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指导今后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意义。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人所共知的成就，现在又写出这套丛书，这说明广州的同志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说明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相当的经验。今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纪念，在这个时候出版这套丛书，这是广州地区理论工作者对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一个很好的献礼。
沈冲（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这套丛书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有丰厚的实践基础，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新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二是有一定的理论深度，自始至终着眼于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去观察问题，各卷既可独立成书，又有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三是有鲜明的时代感，说新话，议新事，不仅取材于广州，而且面向全国，乃至世界，视野广阔；四是敢于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解放思想，大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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